娜姆：总领事先生，很高兴认识您。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迪拜人》传媒的采访。您有听过《迪拜人》这本中文杂志吗？
拉世德·卡姆兹：当然。我也有关注你们的公众号。包括我们北京的使馆也在关注这个公众号和杂志。我们都知道这本杂志在迪拜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喜欢。关于中国人想了解迪拜的吃喝玩乐都可以在你们的平台里找到相应的信息。感谢你们为全球华人提供了资讯的方便。

娜姆：作为阿联酋国家史上最年轻的一位总领事，您这么年轻被派到中国这么重要的国家，尤其是上海这么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您当时有什么感想？
拉世德·卡姆兹：我很高兴我的国家选择了我，我也很感激这么年轻就能来到上海这样一个既现代又不失传统的大都市里。当我第一时间知道我要被派到上海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问我你确定要去吗？因为在大部分阿联酋人心中的中国是非常遥远的。
现在我来上海九个月了，我为我当时一丝都没有犹豫接受国家的派遣而感到非常的骄傲和开心。上海和迪拜这两个城市既有很多的相同也有很多的不同。上海和迪拜都拥有现代化的建筑、国际化的工作节奏和时尚潮流的舞台。
九个月的时间很短，我在这里看了、也学习了很多。中国文化太丰富、太多彩。记得我第一次去看京剧，虽然听不懂，但我还是津津有味的看完了，京剧里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细细地品味，就越能看出韵味。

娜姆：总领事先生第一次知道中国是在什么时候？
拉世德·卡姆兹：我知道中国是因为我的哥哥，他是功夫明星李小龙的粉丝。哥哥的枕头上、床头上，一直贴着李小龙的照片，所以一直听哥哥讲起李小龙，讲起中国。在我的印象中觉得中国好远好远，很古老很古老，就像你们中国人觉得我们沙漠很深远很荒凉一样。小的时候对中国很好奇，但就是觉得太远了，当然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家人和孩子来到中国工作生活。这让我觉得时光的流逝以及人和一个地方的缘分是如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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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姆：总领事先生第一次吃中国菜是什么时候？
拉世德·卡姆兹：小的时候以为日本的寿司就是中国菜，感觉不怎么接受，因为我们不怎么喜欢吃很生的东西。后来去了一家门口摆着马匹中餐厅，点的第一道菜是酸辣虾，觉得很好吃，才搞清楚日本菜和中国菜的区别。

娜姆：第一次用筷子觉得很难吗？
拉世德·卡姆兹：还好，那个餐厅老板考虑很周到，担心阿联酋人好多都不会用筷子，他就把两个筷子的头连在一起，这样就很好用，筷子也不会掉在地上。

娜姆：你们在迪拜喝的茶是中国茶吗？
拉世德·卡姆兹：关于茶，我们喜欢喝红茶，所以我们喝的大多是印度茶。但是我们盛茶的托盘是来自中国的。因为当时在丝绸之路的时代，有人把中国的托盘带到了我们这片土地，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所以在阿拉伯语里面，托盘的名字就叫做”中国”。
自古中国和中东的丝绸之路靠着骆驼、马匹、双脚，通过贸易达到了文化和经济的互相学习和借鉴，这也就是文化交流的魅力和其重要性所在。越在中国长住，我越觉得在中国文化里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丰富。我原来想从学中文开始了解中国，但是我觉得从汉语拼音开始学中文，还不如抓紧时间干脆好好地去用我的眼睛体会。同时我在阿拉伯文的译本中用心去观察、感悟这个国家的深厚底蕴以及潮气蓬勃。

娜姆：自从你来中国以后，你的迪拜朋友对中国的看法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拉世德·卡姆兹：oh，当然！首先是我真的很高兴我来到了中国。我想我在中国的开心他们是能感受到的。就这几个月，单单我自己的亲人就来过四波人了。他们都对中国的发展变化和美好感到惊叹，并且后悔没有更早的来中国旅游。现在我在上海也很忙，我们有很多代表团过来学习、交流、考察，几乎每个回去的人，都对中国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惊叹。一带一路带来共同合作的商机，以及民间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在迪拜住的中国人，人数每年也在逐步上升中。并且我有一个好消息还要跟你分享，我们现在迪拜小孩的教育除了阿拉伯语、英语之外，汉语也列入到课程里面。

娜姆：您怎么看迪拜女人和中国女人在社会职场分工构成上的共同点和差异性？
拉世德·卡姆兹：在中国的女性，尤其是在上海的女性，她们勤奋、独立、活跃、价值观明确，在主流职场中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虽然文化和传统价值观有所不同，但现在有一个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如同慈父般的酋长，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职场，发挥着她们的勤奋、魅力、以及女性领导的才华和力量。包括我们现在就有两位女性在北京大使馆工作，越来越多的女性展示了她们在职场上的天分。所以我们的酋长也会提醒我们的男性公民说，创造能释放女性才能的环境，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样我们国家的女性才会有奇迹般的表现。


娜姆：其实您在中国的时间过得挺快，在这些日子中有哪些感想呢？
拉世德·卡姆兹：是的，时间真的过得挺快，我希望在我的任期内，更多地学习中国文化，能够尽可能多的促成两国文化艺术的交流，其中包括诗歌文化。中国有着上千年的灿烂诗歌，我们的酋长也是一个极具才华的诗人。在这一个领域，我希望两个拥有不一样体裁风格的诗一样的国家，能够碰撞出跨国界的火花。
另外，我们两国人民，对于双方国家所展示的形象也存在着一些片面的认识。最近在阿布扎比文化周，我们也邀请了阿布扎比的一些手工艺术家来到上海做了一些传统文化艺术的展示。开在徐家汇的”MAKAN迪拜融合餐厅”里表演了我们阿拉伯人的舞蹈，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看得出来上海的市民对阿拉伯的音乐是非常喜欢的。
我一直觉得诗歌和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只要它是美好的、真实的，听不听得懂没关系，它就是拥有感染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魔力。就像我们的酋长所说，诗人和音乐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双眼和心灵；时间如同河流，你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也记得我们的酋长说过，我们的国家虽小，但我们的人民却很伟大，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惊叹的。同样的，我也在心里祝贺，中国人民的伟大、勤奋和丰富，中国这些年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是令人惊叹的。我在上海的每一天，都是丰富的，因为每一天都要面对新的东西去学习。我也很高兴的我家庭–我的孩子和我的夫人都很开心并喜欢在中国的每一天。

| 90年代 |
中阿关系新高潮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阿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密，交流与访问日益频繁。1989年12月，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阿，在西方国家集体制裁中国的情况下，阿联酋总统扎耶德隆重热情地接待杨尚昆主席。次年5月，阿联酋总统扎耶德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高层互访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贸易交往在此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中阿两国商贸活动的日益增加，此时的迪拜已经成为了中东地区的经济中心。中国新闻单位在阿联酋也开始设立常驻机构，1990年新华社阿联酋分社成立，1995年《经济日报》记者站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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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中国开始从阿联酋进口石油。但同样是这一年，中阿关系发生了一次波澜和考验。当年，时任台湾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要求拜访阿联酋，由于台湾是当时阿联酋的石油大买主，阿联酋总统扎耶德豪爽地接受了本次访问。也许他当时还并不知晓这位来访者还怀揣着分裂中国的阴谋，更没有想到接受这次拜访会严重地伤害中阿两国的关系。在李登辉预定到达的前一天，时任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刘宝莱终于有机会向扎耶德总统当面陈述中国的立场，此时总统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决定不见李登辉，并下令媒体不准报道。但是，李登辉最终还是如愿以偿，于1995年4月拜访了阿联酋，与中国一向友好的阿联酋因此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接待过李登辉的国家之一，这严重伤害了中国的感情，中阿关系从此由高潮跌入低谷。直到1997年，迟浩田军委副主席访问阿联酋，双方关系才开始好转。

第二个中阿贸易时代
​拉开序幕

1990年8月2号，在波斯湾西北部，伊拉克因为石油和领土问题突然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随后伊拉克很快占领了科威特，导致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直接军事介入。而在当时的科威特，正生活着数千中国人。基于科威特与中国早在1971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因此很多中资公司的中东地区总部恰恰就设立在科威特，同时也有很多公司已经在迪拜设立了中东地区分部。

由于中国与伊拉克、科威特两国的外交关系都不错，即便是在战争中，科威特的中国人依然还是在伊拉克的支持下完成安全撤离。当时的科威特华人，首先通过伊拉克进入约旦，再由约旦安曼机场包机飞往沙迦，再转乘飞机回国，从沙迦机场分乘24架包机飞往北京，撤侨人数共计4741人。也正是在这次撤侨过程中，很多中资公司直接把中东地区总部从科威特搬到了迪拜，这也间接的促进了中国人在迪拜的贸易发展。

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中阿的经贸主力依然以国企公派为主，民间贸易为辅。由于国家对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经营权已经逐步下放到各个省市地区，其中上海是走在全国最前列的，早在1979年底，就已经开始组建上海市的对外贸易总公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除了国家外经贸派往迪拜的工作人员外，上海对外贸易总公司在迪拜成立的申阿公司也已经开始经营。之后1991年的河北外贸，1992年的河南外贸，均在迪拜设立隶属省级的外贸公司，也建立了纺织，抽纱，食品，轻工，机械等分公司。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品在迪拜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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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位1990年来到迪拜的老侨描述，当时整个阿联酋大概只有2000多华人，大部分以国企公派为主。国企公派主要在迪拜和阿布扎比进行商贸活动，而民间贸易则在沙迦、阿治曼和迪拜均有涉猎。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迈进，国家在海外的分部开始施行承包制，自负盈亏，许多当年阿联酋的公派人员抓住了这个商机，成立了自己的私营公司，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拓展贸易。这部分人已经在迪拜从事了较长时间的贸易工作，有着深厚的经验积累。在越来越多“公派人员”到“私企老板”的身份转换中，迪拜的民间贸易得到空前的发展。在90年代后期，国家允许私人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使得大量的私企在迪拜开设分公司，大大促进了中阿两国贸易和旅游的整体发展。

1993年，迪拜第一家华人旅行社自由祥和国际旅行社成立，可以看出当时中阿两国对商务考察以及商务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旅行社也在开辟当地市场，吸引了许多的阿联酋人到中国去旅游。

随着中阿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城的概念早在当时就已经瓜熟落地。1997年，阿治曼中国产品交易中心（CPTC）正式开始招商，这是阿联酋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城（注意：此中国城并非现在的阿治曼中国城），比如今当红的龙城早了整整7年。阿治曼中国产品交易中心有150个左右的商铺，基本都是中国商人在租用，在当时来看应该说规模不小。2000年，阿联酋第二个中国城 — 沙迦大地中国城开业。虽然阿治曼中国产品交易中心和沙迦大地中国城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正是由于华商在这两个中国城的摸索与尝试，才有了后来迪拜的中国鞋城、贸易城和轻工城等中国城的创办，包括龙城的建设都可能有受到它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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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沙迦政府为中国免费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土地，由中国机电公司建设的沙迦中国机电展览中心（Chinamex）于2000年4月正式开业，并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机电展览会，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徐秉金为展览会剪彩。当年海尔，小天鹅等中国几乎所有的机电品牌均有参加，让阿拉伯商家彻底改变了对中国机电产品的印象，展览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之后沙迦机电展览中心连续举办过多次中国机电产品展览和中国商品交易会，为中国产品走进阿联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木须巴扎市场宛若迷宫，华人发明了独特的地标名字。比如某路口恰好有三棵树，华人便以”三棵树”命名这个地方。”四条凳”挨着”三棵树”，其实就是实实在在有四条椅子落在此处。据说”四条凳”有所典故，早期是阿拉伯人叫出来的，对老外一说”Arab Chairs”，就知道是那个地方。而”三棵树”应该是正宗的华人发明。
1991年，阿联酋拉斯海马王子专程去中国请求徐荣祥医生为他的公主治疗烫伤疤痕，徐荣祥医生用他发明的美宝疤痕膏取得了非常理想的疗效，从此拉斯海马王子有了引进该药并在拉斯海马建厂的想法。1996年，海湾大药厂（Julphar）的董事局访问北京，双方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方式，美宝授权海湾大药厂在阿联酋出口，包装销售美宝烧伤膏和其他产品。时至今日，在阿联酋任何药店均可以买到中国的美宝烧伤膏和疤痕膏两款产品。

90年代中后期，迪拜的民间贸易已经超越国企公派成为主流，迪拜华人社群的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迪拜从事经贸事业，以民间贸易为主的第二个华人贸易时代已经来临，迪拜华人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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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有规模的阿联酋华人
由于华人的逐渐增多，华人的生活娱乐也相应的丰富起来。90年代，卡拉OK在中国风靡一时，1995年，阿联酋也有了华人创办的卡拉OK歌厅 — 阿治曼五月花卡拉OK歌厅，阿联酋华人已经把国内的娱乐方式向这里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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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拜，大陆华人开始涉足中餐业，比如1992年开业的潇湘馆中餐厅，是现存的迪拜最早的由大陆人开办的中餐厅，之后红房子中餐厅（现在已转手改为印度餐厅）、丽丽中餐厅（已经关闭）也相继出现。到1999年，迪拜连续开了好几家中餐，如贵宾楼餐厅、御花园餐厅、2000年餐厅等等，这些餐厅均迎合华人的口味，以服务华人为主，正因为大陆人来迪拜创办的这些地道的中餐厅，得以让迪拜的外国人真正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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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娱乐方式和中餐厅在阿联酋的发展，可以表明在90年代中后期，阿联酋的华人社群已经小有规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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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毛一鸣。迪拜人网站创始人，迪拜人杂志主编，独立撰稿人，资深迪拜通，迪拜人称”站长”。常驻迪拜8年，从事媒体工作，根据自己的经验撰写了无数迪拜生活指导型文章。
李华飞。笔名沙沫，职业中医医生，著有《迪拜，我的一千零一夜》纪实体小说。一手拿针，一手拿笔，经常流连于迪拜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中阿互联的开端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涌动，伴随着这股浪潮，中国和阿联酋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趋于频繁。虽然中国与阿联酋于1984年才正式建交，但在此之前，除了香港华人和台湾华人已经频繁在阿联酋从事商业活动，大陆华人也在民间方面与阿联酋开始有文化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比如在1983年11月，中国东方歌舞团就受邀于阿联酋演出，在当时获得良好的反响。

 中阿第一个贸易时代 |
在80年代，中国与阿联酋的商贸往来也在持续发展。早在六七十年代，王祥荣先生已经在木须巴扎进行着进出口贸易。而到1982年，前文提到的欧阳仪珠夫妇，与北京粮油进出口公司和中国轻工产品进出口总公司合作，代理经营中国食品和轻工产品，其中就包含中国著名品牌梅林罐头，直到现在，梅林罐头依然在本地知名的Spinneys超市的货架上出售。王祥荣先生和欧阳仪珠夫妇，他们都是将中国制造引入阿联酋的第一批华人。

同样在1982年，迪拜中国长城公司的成立，这是一家有着中国政府背景的贸易公司，也是迪拜首家正规注册的中国公司，标志着中阿第一个贸易时代即将来临。
1984年11月1日，中国和阿联酋迎来了重要的时刻，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民间都开始积极地与阿联酋开展了各个方面的合作。 
1985年，由18家上海专业外贸公司联合组成了申阿国际迪拜公司(Shanghai-Arab International Dubai Company)，东方集团的5家纺织专业外贸公司在申阿国际公司成立代表处。以此开始，中国纺织品、轻工类产品等等中国商品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阿联酋以及整个中东北非市场。申阿国际迪拜公司在1997年由于经营困难终止了业务活动，但其对于早期中阿商贸交流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也真正开启了中国-阿联酋的第一个贸易时代，同时深深影响着之后阿联酋华人社群的发展。
1985年11月，姚依林副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阿，签订了中阿两国政府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规定两国贸易以现汇支付，并规定成立两国经贸和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同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中心在阿布扎比成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贸促会首次派出的民间性质机构，该机构的办公地址于2000年由阿布扎比迁往沙迦。
80年代，阿联酋虽然获得了巨额的石油美元收入，可当时阿联酋的基础设施几乎是从零起步，需要大兴土木，这就为中国的工程与建筑公司提供了契机。从1982年开始，中国建筑承包公司，比如中国土木工程建设总公司、中国港湾建设总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首先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建立分公司，开始在阿联酋承包一些立交桥、公路、住宅、学校等项目。随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公司陆续进入，如中国建筑总公司、中国路桥等相继进入建筑承包市场。时至至今，中国建筑承包公司已经在阿联酋的建筑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80年代阿联酋的华人构成，尤其是中国人的构成基本以外贸公司和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主，而这些工作人员基本以国家公派的形式来到阿联酋。公派，是华人在阿联酋发展的原始积累，在80-90年代，阿联酋华人社群的发展是以公派贸易为主流，我们称之为中阿第一个贸易时代。
在国企之外，部分民营企业也把注意力放到了阿联酋。1986年，中国红木大王的胡雪年先生的远东红木家具（FEFCO – Far East Furniture Company）在迪拜成立分公司。并在阿布扎比及中东其他国家开设多家分店，首次把中国的高档红木家具引入阿联酋，受到了当时阿拉伯人的喜爱。据说当时在中东，中国家具是高档家具的代名词。

| 80年代的中餐史话 |
华人在阿联酋的发展，离不开中餐厅的发展。1980年，海湾地区首个购物中心Al Ghurair Center于迪拜老城区Deria开业，阿联酋第二家华人创办的中餐厅中华餐厅（China Palace Restaurant）便在其中同期开业。中华餐厅开业仅一年，原创始人便把餐厅转让给了台湾的韩先生，之后便开始上演一场迪拜的中餐传奇。由于韩先生的经营有方，再加上当时正值迪拜各大购物中心的发展期，中华餐厅一下子便入驻各大商城的美食广场，主要以中餐快餐为主。中华餐厅还分别创立了三个不同的品牌 — 中华餐厅（China Palace），熊猫餐厅(Panda Chinese)和蒙古烤肉。现在，在迪拜各大商场现在都能看到Chinese Palace这个餐饮品牌，2016年中华餐厅集团还代理了大名鼎鼎的鼎泰丰，如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阿联酋最大的中餐集团。

而在1983年，阿布扎比也有一家中华餐厅成立，名为China Restaurant，虽然这家中华餐厅与台湾韩先生的中华餐厅并无任何关系，但来头却也不小。当年叱咤风云的上海黑帮老大杜月笙，其长女杜美茹便是这家餐厅的创始人。杜美茹丈夫蒯松茂曾任职台湾驻约旦使馆，之后约旦与台湾断交，他们一起在约旦开办了第一家中华餐厅，后来又在约旦担保人的引荐下，来到阿布扎比开设了阿布扎比分店。可惜由于杜美茹夫妇年事已高，无暇管理，阿布扎比中华餐厅于2013年转让给他人，而约旦的中华餐厅还是由他们自己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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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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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毛一鸣。迪拜人网站创始人，迪拜人杂志主编，独立撰稿人，资深迪拜通，迪拜人称”站长”。常驻迪拜8年，从事媒体工作，根据自己的经验撰写了无数迪拜生活指导型文章。
李华飞。笔名沙沫，职业中医医生，著有《迪拜，我的一千零一夜》纪实体小说。一手拿针，一手拿笔，经常流连于迪拜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 前言 |
“迪拜有近30万华人”，这是近年许多迪拜人挂在嘴上说道的。但如此庞大的华人社群，是如何从无到有，逐渐凝结汇聚，形成如此规模的，至今还未有人做过系统地梳理，但却是一个值得回溯品味的过程。

许多故事集结成一段宏伟史诗，若无人记录，便不曾发生。迪拜华人的历史较之世界版图来说无足轻重，却对许多生活于此和对此地有特殊情结的朋友来说，极富意义。

然而要梳理迪拜华人史，并不容易，在这片文化荒漠，许多过往之事没有文献的考据，只能通过有经历的华人们口口相述，以一种不正统的八卦之力得以流传。也正是通过老迪拜们的心路点滴，我们才能发现一些存于市井中的蛛丝马迹，以此穿梭半个世纪，去寻找这片土地之上，来自华人的印记。

此文由我（毛一鸣）联合李华飞先生（沙沫）共同撰写，作为同样喜爱追古访今的文化猎奇者，集二人所知，还原属于阿联酋迪拜华人的历史轨迹。此文2000年以前由李华飞先生主笔，2000年以后由我主笔，也感谢所有对本文提供支持和考证的老迪拜们。
​
谨以此文，献给广大海外华人。

这些碎片出土于迪拜Jumeirah考古遗址，为公元9-12世纪的文物。”A Porcelain Dish-Chinese Celadon”，是博物馆为这些碎片的命名。Celadon，指的是青瓷的意思，而9-12世纪，正是中国宋朝时期。在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生产青瓷，毫无疑问，这几片残破的青瓷碎片，正是来自中国宋朝的青瓷。它以一种玄妙的缘分经历此地，泯灭之后，其中一片青瓷永久留在了迪拜，成为迪拜博物馆中的一份收藏。
​
迪拜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波斯湾南岸，由于地处沙漠地带，淡水极其稀少，气候也异常恶劣。据考古发现，在古代，只有迪拜河附近以及波斯湾沿岸，仅有少量的阿拉伯游牧部落（贝都因人）居住。也正是在那里，这破碎的宋代瓷片才得以被发现。

阿拉伯半岛自古就与中国有往来，由陆路的”丝绸之路”与海上的”香料之路”两条要道相连接。在唐宋年间，中阿曾互派使节。明朝有郑和七次下西洋，多次抵达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地区。但由于没有任何文献记录，因此我们并无法知道，古代是否有华人来到过迪拜这片土地，现在迪拜所处的位置，直到十八世纪才开始慢慢进入世界的视野和历史的舞台。

凝视着这残缺的宋代青瓷片，我的思绪瞬间穿越到了千年前的宋朝泉州，一艘艘满载阿拉伯香料的商船经过几个月的颠簸，停靠在泉州港口，卸下中国人喜欢的各种香料，然后又装满了宋代的青瓷和丝绸，再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漂泊，风吹雨打，终于又回到了阿拉伯港口。又经过各个部落的交换，其中的一只瓷碗来到了波斯湾南岸的Jumeirah部落。岁月的更替，不觉然间，这个部落居住的小镇已经消失，这个宋代的瓷碗则永远沉睡在的遗址里。恍然间，时光穿梭到1967年，在Jumeirah地区考古发现中，这只瓷碗重见天日，虽然已经破碎不堪，但是这几片小小的瓷片，经过千年的轮转，最终在迪拜博物馆偶然为我们所发现。

如今，关于这件宋代青瓷的来历已不可考，我们也并不清楚在那遥远的过去，是否已经有华人拜访过此地，但这片中国瓷器像一个引子，让我们感知到中国与迪拜存在着某种古老的联系，在宋代时期，就已经通过海上香料之路存在着广泛的连接和交流。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中国和迪拜最古老的实物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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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一定不会相信，在遥远的未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会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会有如此多的华人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

| 二十世纪50-60年代 |
最早的华人
让时光倒回到50年代的中国。
1950年初，隶属国民党的西北军阀马步芳战败逃至台湾，之后携家属和少数马家军部众以朝觐为名到了沙特，后又抵达埃及，在中国和埃及建交后，又抵达沙特，晚年死于沙特。

虽然马步芳的部分资料可以在网络上查询到，但很多人不会知道，大约在1960年左右，有少数马家军的部下及家属由于各种原因来到了沙迦地区定居。随着1971年阿联酋建国，他们也加入了阿联酋国籍，虽然还保留着中国的面孔，但已经是地地道道的Local。他们是我们目前可以考证的最早来到阿联酋地区定居的华人。

另一方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以及中东地区爆发了反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门，这个位于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的地区，从1839至1967年，以亚丁为中心的也门南部地区曾被英国殖民者统治了近130年。亚丁港曾经非常繁华，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爆发，也门也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

由于当时的香港也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在也门亚丁有着一定数量的香港人定居，但基于那场战乱，有一部分香港人选择奔赴欧美，有的选择回到香港，而还有一些香港人，依然对中东情有独钟，来到了距离也门亚丁2500公里以外的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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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知有一名当时生活在亚丁的香港人王祥荣，他于1967年就已经来到迪拜考察，并在当时于迪拜木须巴扎注册了公司，是最早在木须巴扎市场进行经营活动的华人。随后由于也门局势恶化，王祥荣及其家人陆续赶赴迪拜定居，他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最早来到迪拜定居的华人。

| 二十世纪70年代 |
台湾与香港华人登场
1966年，阿联酋地区发现石油，原来的荒芜的沙漠一下子变成了富庶的油田，使这片土地在经济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71年12月2日，阿联酋正式建国。这里阿联酋和中国还有一个小插曲。阿联酋总统扎耶德于12月3日发函致电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而周恩来直到12月8号才回电祝贺，为什么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电？这是因为中国刚刚在1971年8月16号与伊朗建交，而伊朗和阿联酋建国时有波斯湾海岛的领土争论，中国为了回避这个话题，直到伊朗宣布承认阿联酋的建国后，周恩来才回电承认并表示祝贺。双方均表示期待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但是当时并未立即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就已经在阿联酋迪拜设立了代表机构，台湾华人开始登陆阿联酋，他们在阿布扎比和迪拜两个酋长国的政府高层中编织关系网。台湾是当时阿联酋长期、稳定的石油大买主，每年要从阿联酋进口价值十亿美元的石油。当年的阿联酋是一个一切都围绕石油财富运作的国家，于是在70年代，台湾当局便以油为媒，打通了阿布扎比政府高层的层层关系。
在1979年，阿联酋方面的外交人员曾表示两国建交并不容易，要面对很大的阻力，希望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贸易和文化领域上的往来，待时机成熟后才谈建交的事。或许正是因为台湾当年的周旋，阿联酋才迟迟未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

七十年代的迪拜，印度人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加，而中餐在印度本国非常流行，印度人自然也把他们的印度中餐带到了迪拜，于是早在1978年，迪拜就出现了第一家中餐厅 — 金龙中餐厅，只是这家中餐厅并非华人所开，老板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这家餐厅时至今日依然还在营业。

而真正由华人所开的迪拜首家中餐厅，正是由前文提到的香港人王祥荣于1979年创办，取名为文华中餐厅（Mandarin Chinese Restaurant），当时在迪拜并没有什么华人群体，所以这家中餐厅的主要受众都是外国人。可惜文华中餐厅在时光流转中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1974年，同样由于也门局势的不稳定，当时居住在也门的香港人欧阳仪珠夫妇也从亚丁来到迪拜定居，随后我们还会提到这位女士，她在30年后于迪拜开始参与成立杜拜华人基督教会的筹备。

在70年代的阿联酋，已经有少量台湾华人和香港华人已经开始进行商业活动，当时的华人是极少数群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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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毛一鸣。迪拜人网站创始人，迪拜人杂志主编，独立撰稿人，资深迪拜通，迪拜人称”站长”。常驻迪拜8年，从事媒体工作，根据自己的经验撰写了无数迪拜生活指导型文章。
李华飞。笔名沙沫，职业中医医生，著有《迪拜，我的一千零一夜》纪实体小说。一手拿针，一手拿笔，经常流连于迪拜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